序
李耳纪念奖学金委员会主任 王少青
无论历史的风尘将他的面目吹打得怎样沧桑迷离，无论文明的进化将他的神采演绎得怎样超凡绝尘，无论民间的传说将他的身影附会得怎样斑驳恍惚，老子，终究是一位曾敛容于庙堂、行走于阡陌的活生生的长者，他以勤奋而博学而智慧，以悟道得道论道而成为道的化身，如果我们今天必须以一个非物质的概念来诠释老子，那么他只能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富有创意的灵感。
老子是个以思想和学说而立身的人，和老子故里在鹿邑一样，都是历史的真实。将老子神化，让他铸炉炼丹、羽化成仙，无论是出于美好的愿望，还是出于愚昧的虔诚，都还不失几分质朴的可爱。而为了功利的目的来争老子故里，置几千年的真实于不顾，抛出几篇漏洞百出的“考驳”文字，垒起一片富丽堂皇的“赝仿”建筑，甚而赤膊跳将出来，摆出一副为给故里“正名”而随时愿与人过招的架子，认为由此便可以动摇真的，进而把假的弄成真的，这就有几分下三滥的味道了。
所以在秦维聪、潘又泉二位先生倡议指导下，我们印行这本小册子，目的是让大家知道真实的老子什么样？真正的老子故里是哪里？为什么？
像水晶一样，老子的真实面目是透明的，老子故里的真实面目也是透明的，他们都拒绝磨砂的质地。
2004年12月26日夜匆就
老子简介
潘又泉
在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在中国文化思想方面的地位与影响仅次于孔子，其声望是很高的。不幸的是后来有些人以迷信的观念解其著作，并对他的身世大加神化，编造了许多荒诞的传说，以致使许多人对他当年的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产生了严重的误解。近年来，乡亲秦维聪博士花了不少功夫，编著一册《李耳道德经补正》，对老子当年的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做了一番科学的分析和开发。同时秦博士嘱我写一些有关老子在鹿邑故乡的传闻和遗迹，作为该书之“跋”，不揣固陋；谨述如次。
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当年的所谓楚国苦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县；所谓厉乡曲仁里，就是鹿邑县城东五公里处的太清宫镇，现在这里还沿用着传统的厉乡沟（亦名赖乡沟）和牧牛场等地名，据云后者即为老子幼年放牛的场所。
鹿邑县原来是一个偏僻的小县，但竟然出生了老子这位名震中外的哲学家，甚至是能够保佑四方的“神灵”，所以乡亲们都从心底里对老君爷感到光彩和荣耀。把他看作是善良和智慧的化身。中国的知识分子多称李耳先生为老子或老聃。但本地乡亲们却习惯而亲切地称他为“老君爷”，犹如自己的长辈一般。
本县纪念李耳较大的历史性建筑有两处：其一是上面谈到的太清宫，另一为老君台。
根据光绪版《鹿邑县志》的记载，太清宫最初建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一六五年），初名老子庙。桓帝刘志曾派中常侍左悺、管霸先后两次来此监督修建，把老子庙改名为老子祠，并钦命陈相边韶撰文镌立老子祠碑。这是纪念老子的早期建筑，是太清宫的前身。老子的真正“发迹”，始于唐朝。因为唐高祖（李渊）姓李，于是这位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就追认老子为其“始祖”，从此老子就阔起来了。李渊之后，老子屡告升迁，唐高宗李治带头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继由女皇武则天氏加封老子的母亲为“先天太后”。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更追封老子为“高上大道金阙天皇大帝”。这样，当年的老子祠一下子就变成了唐王朝皇帝的家祠——“太庙”，于是大兴土木，隆重扩建。在天宝二年（公元七四三年），唐玄宗正式钦封这一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为太清宫。一个人死后能因其姓氏而致如此之贵者，恐怕除了老子以外是不太多的了。
据县志记载，太清宫分“前宫”和“后宫”两大部分。两宫相距约半公里，当中有一条东西流向的清静河，河上有座会仙桥。两宫占地约七百二十余亩，各种建筑六百余间。“前宫”以“太极殿”为中心，殿前有“御道”，直通“午门”。周围有“七元殿”、“五岳殿”、“南斗殿”、“虚无殿”和“清静阁”等。在“太极殿”内，供有老子巨大塑像。殿前的地面上立有高约一米半、直径约二十五公分的铁柱一根，俗称“赶山鞭”，这是因为老子曾担任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或“柱下史”——类似国家图书馆长之类的官员，所以用这根铁柱作为纪念的标志。“后宫”为“寝宫”，正式名字叫“洞霄宫”，周围建筑略少于“前宫”。如此两宫相联，殿阁林立，松柏交翠，流水淙淙，整个建筑群可谓气势宏伟，庄严肃穆，十足地表现当年唐王朝时代中国国运兴隆的豪华气象。这座壮丽的太清宫建筑群，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当然也免不了要遭受战火的洗礼，可是老子的“官运”却并未因为人世间的改朝易代而告终结。
到了宋王朝的大中祥符六年（公元一0一三年），宋真宗赵恒又继续追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亲蒞鹿邑县太清宫朝拜，还御书“先天太后之赞碑”镌立于“后宫”。到了宋徽宗赵佶时，曾下诏重修太清宫，大致恢复了旧观。不幸在北宋末年因“靖康之乱”复遭破坏。金、元两代又获重修。太清宫的真正厄运发生于十四世纪的六十年代。那时，韩林儿要在鹿邑的近邻毫州称帝，自号“小明王”，并要大盖宫殿，但又苦无现成的建筑材料，随“敕令”把太清宫中较大的建筑拆掉，把材料运往亳州去了。后来在明朝万历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和清朝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年），先后修缮了两次。但在清朝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又遭到部份破毁。此后再也没有重修的记载。咸丰之后，内忧外患，战火连年，偌大的一个建筑群，只好任其荒芜了。
在我写这篇文字之前，曾经作了一次实地调查，发现“前宫”仅存“太极殿”一座，殿旁的两棵汉柏却依然苍劲无恙。那根“赶山鞭”也仍然坚实如初。“后宫”的正殿和东西配房尚存。尤为可喜的是看到当年赵恒书写的“先天太后之赞碑”，仍旧巍然屹立，并重新包上了碑楼。因为它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了。
另一座纪念老子的建筑为老君台，座落在鹿邑县城东门之内。该台始建的年代不详。但鹿邑县志上有“天宝二年（公元七四三年）建太清坛，文昌宫于台前”的记载，证明老君台至少在唐朝天宝之前已经存在。这是一座平地而起的圆柱型建筑，是座周围略带棱角的高台。基部直径约三十米，高约十米，全由灰砖砌成。顶端面积约七百余平方米。周边有城垛，颇像长城上的一座圆型城堡。台子的南面紧接着一座巨大的直角三角形式的台阶。台阶宽约三米，由青石筑成，共三十二级。拾级而上，面临“山门”，“山门”上悬有一匾，镌有“无我无物”四字。该匾于抗日战争时毁于日军之手，现在匾上改书“老君台”三字。进入“山门”，则是三间正殿，殿内正中供着高约三米的老子铜像一尊。殿门外的两侧墙上，分别嵌着镌有“犹龙遗迹”和“道德真源”楷书的石方。殿前东南角也有一根高约半米、直径约二十五公分的“赶山鞭”。正殿左右各有配殿一间，分别供奉王灵官和赵公明的立像，面目凶狞，栩栩如生。殿后有小房两间。整个台面，青砖铺地，并有松柏十三棵，琉瓦苍松，掩映成趣。台下紧靠台阶的平地上建有宫殿式的“享殿”俗称“捲棚”五间，可惜于一九五八年毁于火灾。“享殿”西面有一侧门，门旁对联为：“一片绿波飞白鹭，半空紫气下青牛”。上联写景，因为侧门外面原来是二百多亩地的大水塘，绿水荡漾，白鹭飞翔；下联写事，是老子骑青牛、驾紫气、冉冉而下的神话传说。“享殿”南行至大门是一条长约二百多米的笔直的砖路，宽约四米，路旁则是花园。大门以南临大街路北，有一砖建的碑坊，高八米，四柱三门，正门上方镌有“众妙之门”的匾额。两侧砖柱上刻有对联：上联为“地古永传曲仁里”，下联为“天高近接太清宫”。附近并有高约一米余的石碑两块，分别镌有“老子故里”及“孔子问礼处”。碑坊面临直通东西城门的大街。 现在鹿邑县城四周的城墙，早已不复存在，而老君台的一些文物，包括老子的铜像、“赶山鞭”、砖牌坊和镌有“老子故里”的石碑等等，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惨遭“红卫兵”彻底破毁，已荡然无存了。但是台子本身和台上的庙宇还保存完好，台上的千年松柏也有幸健在，现在依然苍郁葱茏，枝叶扶疏，可供游人观赏凭吊。
关于老子的晚年，历来有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上面有“……老子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等语，一些人便借此大做文章。有的说他“白日飞升”，有的说他“一气化三清”，有的说他活了两百多岁，甚至有人说他到了印度，作了释迦牟尼的老师。真是越扯越远。另外如张角、张陵之徒，更以老子之名，宣扬迷信，尊他为“道”教的始祖，实在令人感到荒唐。根据学术界近年的考证，老子逝世于今陕西省的扶风县，安葬于槐里——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那里现在还有老子的坟墓。但老子确切的去世日子却无从考证。
关于老子出生的年代，颇多争论。但根据考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五七一年。至于他出生的确实月日，还未见之于著录。不过本县乡亲却有一个自古流传下来的老风俗，那就是每逢阴历的二月十五日，必在太清宫和老君台同时举行大规模的朝拜老子的“庙会”，并且认定这一天就是老子的生日。这种一连四天的盛大纪念性庙会，因是千百年来一脉相袭，从来未间断过的民间活动，所以把阴历二月十五日视为老子的生日，看来是比较可靠的。这种庙会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的另一个原因，乃是由于本县地处华中平原，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又因黄河在此经常泛滥成灾，以致水、旱、蝗、疫，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搞得乡亲们的生活极端困苦。在天高皇帝远，无依无靠和天灾人祸相继地摧残下，乡亲们把生存的希望，只有寄托于“老君爷的保佑”上了！所以越是战乱和灾荒的年代，纪念老君爷的香火越盛，亦云惨矣！
但是近些年来，乡亲们对老子这种传统式的迷信和崇拜的习惯，却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基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安定了，教育普及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发展起来了，人民的文化、科技和生活的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像当年那种向老子烧香求佑的事当然已经不复存在，即使是称老子为“老君爷”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现在年轻的乡亲们多称他为“老君”或“李耳先生”，不再迷信他，不再把他视为能够保佑四方的神灵；而是对他表示衷心的尊敬，并把他看作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这确是一个可喜的转变。
1987年3月14日
潘又泉：豫东著名教育工作者,原政协鹿邑县委员会副主席，老子文化研究专家。
河南省鹿邑县李耳纪念委员会的宗旨
李耳先生是在春秋时代，出生于我县的一位世界著名哲学家，著有道德经，发明“一物两向的转变律”和向当时周王朝的封国王们提出“清净无为”的政治学说。在当时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封国之间战争频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诚如他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和“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考其致乱之由，他认为皆因当时封国王们的贪得无厌和荒淫无道而致。当然在那个朝代，他不会提出什么“推翻封建”和“实行民主”等主张，但却向当时的封国王们提出了适时的改革政见，那就是他的“清净无为主义”（即寡欲不妄为政略）。他指出：“我（封国王）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可见其思想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他的“一物两向的转变律”，更是一项永恒的真理。可惜因其文辞过于简略、抽象和被后人改删搞乱，以致后世引起许多误解，甚至把他当作什么宗教和迷信的崇拜偶像。今天我们纪念他，并整理、研究他的道德经，就是要发扬他的这种勇于改革和善于创建的科学精神，要破除迷信，提倡科学和振兴中华。
1985年8月
老子姓氏的考证
李文德 李景远
一、血缘始祖——皋陶
据《秘笈新书》引《姓纂》及《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记载：“李氏，帝颛顼高阳之裔。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咎 （即皋陶）。”《通志/氏族略》也记载：“李氏，咎 为尧理官，子孙遂为理氏。商末有理徵改姓李，望出河西。”南宋《古今姓氏书辨证》卷21记载：“李姓，出自赢姓，颛顼帝高阳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要大理。生益，益生思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
二、李姓始祖——李利贞
三、正史李姓第一人——李耳
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李氏宗谱》撰述如下：李利贞生子昌祖，为陈国（故址在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春秋末为楚国所灭）大夫，昌祖生彤德，彤德生硕宗，为周康王赐采邑与苦县（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至十六世孙乾（字元果）时，为周朝上御史大夫，娶益寿氏女婴敷，生李耳（字伯阳，号老聃），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哲学家老子。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者，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号聃，姓李氏，正史中明确指他为李姓的第一人。曾出任周朝守藏室的史官，后见周朝衰落，社会风气颓败，于是弃官归隐。传说老子归隐时骑青牛路经函谷关，关令尹喜请求老子著书，于是有《老子》（后称《道德经》）五千多言留于后世。是谓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后来老子李耳被道教奉为教主，称“太上老君”。
李姓为中国的大姓，约占汉族人口的7.9％。鹿邑县是李姓的发源地，李姓占全县总人口的8.1％，近9万人。由老子李耳始，至今已延续74代（1996年资料）。1985年秦维聪博士、潘又泉等知名人士倡议下设立了“李耳纪念奖学金委员会”，1993年又先后成立了“中国鹿邑老子学会”及“鹿邑县李氏文化研究总会”。多年来，以此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联谊，取得了丰硕成果。
李文德:中国鹿邑李氏文化研究总会会长,原鹿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景远：鹿邑县旅游局局长。
简介“一物两向的转变律”
路统信
台大旅美校友秦维聪博士原籍河南省鹿邑县，是李耳先生的小同乡。他怀着诚挚的眷念故土和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以一位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将春秋时代的伟大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者李耳先生的名著《道德经》，参考近年考古发现的帛书老子，由晋王弼注释的八十一章，补正为七十八节。作者更进一步把李耳先生当年尚未发展成熟的哲学思想的精华，归纳为一项具体的定律——“一物两向的转变律”。作者立论严谨，见地独到，与历来的“解老”论著大相异趣，清扫了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世人对李耳先生本人及其《道德经》的迷信和误解。每节除补正文以外，更有意译、秦氏小评、补正注释和补正文献。书尾更有帛书老子释文和王弼注道德经的全文，以供参考。
鉴及此“一物两向的转变律”确是一项永恒的自然律，很富实用及教育的价值，故节录其第九章之第六十四节，以飨读者。
第六十四节 道生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
善复为妖。孰知其极？其无定也。人之迷也，
其日固久矣！
世上一切发展中的事物（万物），都遵循着一项自然律（道），衍变不息。这项自然律，即所谓“一物两向的转变律”。据此定律，世上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具有“趋负”和“趋正”两种异向的相抗因子 （万物负阴而抱阳）。一件事物的发展情况，就是这两种因子相抗的综合表现（冲气以为和）。
譬如“祸、奇、妖”等是发展事物中的“趋负”因子；“福、正、善”等是发展事物中的“趋正”因子。这两种相抗力量的消长，使事物的发展向负或正的方向转变。谁知道它发展的最后结果呢？因为它的发展是不停（无定）的。人们对于事物发展的这种迷惑，由来已经很久了！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李耳先生在以前各节中的有关谈论和以下数节的幻想描述，把他当年发展尚未成熟的哲学思想，归纳为一项具体定律如下：
李耳先生的“一物两向的转变律”
世上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具有“趋负”和“趋正”两种异向的相抗因子。事物的发展，就是由于这两种因子相抗力量的消长而产生的“趋负”和“趋正”的方向转变。在有关人类行为的发展中，“趋负”的力量是自发性的；而“趋正”的力量是非自发性的。所以人类的主观行为，可以决定这两种因子转变的方向、和事物发展的速度。
在第四节李耳先生曾说他的这项“道”，可用来修之于身、家、乡、邦和天下。现在我们可以用事实来加以说明：比如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他天生具有“趋负”和“趋正”的两项性。在他生活困苦之时，为了生存，只有发奋图强之一途。古时的“囊萤”、“映雪”、“负薪”、“掛角”、“悬梁”、“刺股”、“十年寒窗”、“铁砚磨穿”等等行为，都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的“趋正”力量的表现。这种艰苦奋斗的行为，就说明“趋正”的力量是非自发性的力量，是强迫性的，是要用很大功夫的，然后才能有“趋正”发展的事实和成果。在这种奋斗中，他的“偷安苟且”、“消极”、“腐化”等“趋负”力量小到微不足道，所以才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是随着这种“趋正”方向的发展，“趋负”的力量一定相应地增强，而“趋正”的力量却相应地减弱。许多艰苦创业者的迅速堕落腐化而终至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趋负”的力量是一种自发性的力量，是不必强迫，更不必下功夫就会很快发展起来的。但人类的主观意志决定其行为。如果他能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并继续奋斗，尚有可能回头是岸，一片光明；否则自暴自弃，任其堕落，终必失败无疑。一般常说的“有志者，事竟成”、“失败是成功之母”、“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天无绝人之路”、“坏事变好事”、“道路是崎岖的，前途是光明的”和“多难兴邦”等格言，都是一再说明“人类的主观行为，可以决定这两种因子转变的方向”的实际体验。
在李耳先生的时代，封国王们的荒淫无道、贪得无厌、穷奢极欲、战乱不已、政变频仍等等自发性的“趋负”力量发展至顶峰。李耳先生总称这种腐化作风为“有为”。依此定律，他及时地向封国王提出的“清静无为主义”，就是一副消减“趋负”之力和增强“趋正”之力的“仙方”。而昏王们笑他的“道”为“大而不肖”，就是说明“趋正”的力量是非自发性的。他的那套“致慈”、“致俭”、“致虚”和“致柔”的“无为修养”，是要下很大功夫才能收到实效的。
对一个革命的新政权来说，其发展也可用此定律加以说明。通常在一个革命政权未成功之前，大都朝气蓬勃、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精诚团结充满了“趋正”的战斗力。但随着胜利而后来腐化崩溃的实例，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因为天下事物的发展是不停的，所以今天好的发展形势并不能保证明天不会变坏。“好事变坏事”和“坏事变好事”都是人类以其主观行为来决定“趋负”和“趋正”两种相抗因子转变的结果。可见人类的事物发展，恰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只有坚持奋斗，才能有望不退，必须加倍奋斗，减少战胜自发性的负力，才能继续前进。
时代在前进，跟不上时代就是落伍。以中国来说，李耳先生当年的“分封时代”已经过去二千五百多年了，所以他当年对封国王所提出的“清静无为主义”当然早已过时。如果李耳先生今天能够“下凡”或再世，他一定不再重弹“无为至上”的老调。对一个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他提出的必是另一套新的应时主义，那就是“法治”和“民主”。因为依其“一物两向的转变律”，只有这两项“法宝”，才能有效地限制中国自发性的“趋负”腐化力量的增强，为非自发性的“趋正”新生力量加足火力，如此才能引导中国立于富强康乐的现代化之林。
对于人类的事业，其未来的发展也可以此定律加以预测。比如对一项顺乎潮流、趋向光明、正义和振兴的发展来说，其特点是其“趋正”之力大于其“趋负”之力，结果总能排除万难、逢凶化吉、变坏事为好事和变好事为更好事的步步上升；与此相反，对一项反潮流、趋向没落、不义和反动的发展来说，其特点是其“趋负”之力大于“趋正”之力，结果便是逢吉变凶、变好事为坏事和变坏事为更坏事的步步沉沦。
由以上的举例，我们可以看出李耳先生的这项“一物两向的转变律”确实是一项永恒的自然律。因为此“一物”二字所指的是“世上一切发展中的事物”，所以它可应用于大事如国家的兴亡和小事如个人的一项小小计划等等。如果用几句通俗的话来说明他的这项定律，那就是“天下的事，不是好事变坏事，就是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太容易了，但是要想把坏事变成好事，却是要下点功夫的。所以，一个人的主观努力，是其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子。
注：秦维聪先生著《李耳道德经补正》一书原由河南省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7出版。今修正本由台北市明文书局合法发行。
路统信:河南省睢县人，台北大学教授
迎接二十一世纪
秦维聪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不是直线式的。乃是一波三折、进退相间式的辗转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种事物的所谓“发展”，实际上乃是它的“趋正”和“趋负”两种力量互相抗衡的表现。对一个顺乎时代潮流、趋向正义和振兴的发展来说，因为它的特征是“趋正”之力大于“趋负”之力，所以总是能逢凶化吉、变坏事为好事，及变好事为更好事的步步向上。这就是一般常说的“道路是崎岖的，前途是光明的”， “多难兴邦”，“失败是成功之母”及“有志者，事竟成”等等格言的真意。与此相反，对一个反动没落的发展来说，因为它的特征是“趋负”之力大于“趋正”之力，所以总是逢吉化凶，变好事为坏事，及变坏事为更坏事的步步沉沦。
以中国而论，远的不说，就以1999年来看，在对外方面出现了中美元首互访的“趋正”发展之后，紧接着一股“趋负”之风吹来——如什么“政治献金”、“国防窃密”及“炮打使馆”等等。正是这股“趋负”逆流，它有力地震撼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它使所有有良知的炎黄子孙——特别是年青一代，亲身重温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者强加于民族身上的羞辱；它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和更深切地了解到“落后必再挨打”的真理。特别是那个“窃密案”，更沉重地刺伤了所有留美华裔学人的良心与良知，迫使他们重新估计自已的人生价值观和时代使命感；使他们感到即是为帝国主义者卖命至死，到头来落得的也不过是“死有轻于鸿毛”一般的谍贼之辱！如今这种意识迅速地弥漫于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而引发的无限的中华民族振兴的火力，必将强而有力促使中国的“趋正”发展更上一层楼。
与此同时对于国内发生的一些“趋负”方面的发展和它对中华民族振兴的“贡献”也不可漠视。譬如李登辉，当初他必定认为只要他的“两国论”一旦提出，必能震醒世界和“扭转乾坤”。结果在世界政坛上只能更加验证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麻烦制造者”，到头来不过是小把戏一个。他的“两国伦”不仅在国际上找不到任何市场，反而却增强了全世界对“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认同与赞誉。至于小丑如李洪志者，中国正好利用他的歪理邪说，作为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反面教材”，来清扫旧社会残余的落伍和愚昧。
至于中国在今年所发生的“趋正”发展实在太多了，比如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的加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巩固等等，以及近来五十周年国庆的召开、进入世贸的展望、人造太空船的升天，以及澳门的回归等等.
如今二十世纪行将逝去，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回顾过去及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清楚地预测新世纪的发展必将依然按照那个“道路是崎岖的，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乘风破浪，更快更好地奋发前进。任何“趋负”的阻力不仅不能阻滞中华民族的振兴，反而只能化负力为正力促使中国发展得更有活力。一个民主法治、富强康乐、文明昌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必将随着二十一世纪的旭日，在地球的东方冉冉升起。对中华民族来说，那将是一个盛世——自汉唐以来的盛世。同胞们，能于此新世纪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怎能不由衷的感到三生有幸！
秦维聪:留美农学博士,著名化学家,原籍河南鹿邑县城关镇,李耳纪念奖学金设立者.
在李耳纪念奖学金设立20周年庆典
暨2004年度颁奖大会上的致辞
秦维聪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们、乡亲们：大家好！
不久以前，统战部长王少青乡亲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今年是李耳纪念奖学金设立二十周年，希望我能参加颁奖盛典，这使我深为感动。其实我也真想能够重返故乡和乡亲们欢聚，可惜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关系，难能如愿。不过我可用通讯或录像的方式和大家聊聊家常，这同样能减轻我对故乡和亲友们的思念之情。同时，我更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年青的乡亲们谈谈我心底的话，那就是我希望各位同学要树立壮志，在“破除迷信，提倡科学和振兴中华”方面作出贡献。
回想过去的二十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弹指一挥间”，却又是我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成功的转折点。二十多年前，我们的国家处于封闭的状态，整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处于敌对状态，封锁和制裁我们，而今我们是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互利合作；以前我们的经济是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困境，而今我们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中国在此短暂的时期内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和巨变，即使在全世界的史册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大家常说：“毛主席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的确如此!这是由于无数先烈们的英勇奋斗，彻底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之后，我们今天才得以享受到“民主法治，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对我们这老一代的人来说，我们能在此晚年分享祖国盛世的辉煌而深感三生有幸，而对你们年轻的一代来说，新的时代更赋于了你们新的使命，也就是要求你们全力以赴去“振兴中华”。今天这个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从未出现过的“中华盛世”，正是你们施展才华的千载良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和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同学们,现在我有两个问题，请大家思考：
一、你们相信老子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
如果你们相信他是一个人——是一位古代的思想家或哲学家，那就表示你们有科学的头脑，是“科学人”；如果你们相信他是一位能够保佑四方的神灵，那就表示你们的脑筋被迷信的观念僵住了，而是“迷信人”。我希望大家都作“科学人”，不要作“迷信人”。
二、你们知道我们在1985年成立的“李耳纪念奖学金委员会”的宗旨吗？
我想很少人知道吧！我于1987年出版的《李耳道德经补正》一书就明确指出：今天我们纪念他，整理并研究他的《道德经》，就是要发扬他的这种勇于改革和善于创建的科学精神；要破除迷信，提倡科学和振兴中华。
其实李耳先生是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周朝末期出生于我们鹿邑县的一位老乡亲。在历史上所谓“中国第一次思想学术的黄金时代”，在儒道墨法等百家争鸣中，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经我深入的研究，发现在他的《道德经》中，约占90％的内容，是以他的“清静无为主义”，向封国王们谈论“封国之治”；另外约占10％的内容是介绍他的一种哲学思想——“一物两向的转变律”。从来没有任何涉及迷信的内容。在他去世六百年以后的汉朝末期，黄巾首领名张角者，以迷信的手段，聚众造反，硬把李耳先生说成是“道教”始祖，这实在是对李耳先生的人格和学说的污辱。后世的迷信者更制造了各种骗人邪说，盲目地崇拜他为神灵了。我希望大家在此“科教兴国”的中华盛世，从小就要养成科学的习惯，要立志破除迷信，提倡科学，要从心底理解李耳先生和孔丘先生，他们都是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人，而不是神。
关于上面谈到的所谓“科学人”和“迷信人”的话题，我想再进一步加以说明。“科学人”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一不信邪、二不信鬼和三不信神。因为这些都是由于迷信者的无知而自我产生的幻想和由幻想而产生的幻觉，根本是不存在的东西。“科学人”的另一特点是他们有开放的头脑和明朗的眼睛。对于一切不明了或新奇的事物，他们有独立的观察、研究、分析和判断的兴趣和能力。正因为他们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所以任何非科学的歪理邪说都骗不了他们。而“迷信人”的头脑被迷信的观念封闭了，因而失去了对事物进行正确判断的能力，很难认清是非善恶，处处依赖于对神鬼的幻想，结果自受其害。大家应该知道新中国革命的胜利、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成功、太空人的飞上九天、三峡大坝的兴建等等，甚至一件小玩具的设计，都是依靠科学知识完成的，绝对不是依靠对鬼神的幻想而完成的。所以我诚心地希望大家要作“科学人”，要以作“科学人”为荣；而以作“迷信人”为耻。这样才能去适应时代的潮流。如果现在大家都作了“科学人”，将来就有希望成为科学家。如果大家都成了科学家，我们的国家就会充满朝气和希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会加速完成，我们的幸福生活就会更有保障，我们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就会同时提高，我们的国家就会永远繁荣昌盛。
下面我想给同学们讲述的是有关“忆苦思甜”的故事。同学们,我必须明白的指出，你们大家的“运气”好，因为你们出生在当今的中华盛世。自从你们出生之日起，就不曾体验过“苦难”是什么滋味，像我们这老一代人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国破家亡的惨痛，即使给你们讲一讲，恐怕你们也会感到难以相信。
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河南，鹿邑县城里的老百姓通通跑光了,当时说是“到乡下去逃难”。我记得在1938年6月的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炎热，大家都聚在农村的树阴下乘凉，远处不断传来阵阵的炮声，那就是日本鬼子正在炮轰远处的城镇。大家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连小孩子也面露着大难临头的恐惧。忽然，邻近的村庄发出恐怖的喊声，接着本村的村民也大叫起来：“大水来了！快逃命呀！”转眼间，滔滔大水扑天盖地而来，有的人被冲倒了，有的人被冲走了。当时根本来不及逃跑，也无处可逃。顷刻间遍地是一片汪洋大海。这就是蒋介石当年为了阻止日本鬼子西进，在黄河花园口炸垮了黄河大堤，使河南、安徽和江苏的几十个县，变成了千里泽国！被黄水泡了两年之后，接着又是大旱之年。井干河枯，赤地千里！大旱之后，又接连不断地飞来了满天遍野的蝗虫，再加上经年的瘟疫流行，蒋军汤恩伯率领的军队在河南抓兵抢粮和日本鬼子的殺光、抢光和烧光的“三光政策”，当年的河南省真正是哀鸿遍野、十室九空，到处都可以看到路旁无人埋葬的尸体！同学们，我本来不忍心向你们谈及这些令人伤心落泪的悲惨往事，但是，如果你们对中国往日的苦难一点都不了解，你们就难以理解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国家的建设是多么的艰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宝贵！即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吃不饱”的问题依然长期地困扰着全国人民，记得在1977年我离开故乡整整三十年之后，首次返回鹿邑探亲旅行时，那时“四人帮”刚刚垮台和中国刚要开放，当时的鹿邑县和三十年前的旧貌相比，虽然已经是天壤之别,但当我离开鹿邑之后，发现因为我没有粮票，就到处买不到东西吃。可见依然十分艰苦。直到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走向繁荣昌盛的新时代。
按照当时中国的统计资料，在1980年中国人民平均的年产值（收入）仅仅折合约200元美金。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提出了第一个“十年翻一番计划”，就是要把1980年约200元美金的产值，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到199O年时翻一番，达到约400元美金。这个计划如期完成，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还记得吗？当年大家希望拥有的“三大件”就是手表、收音机和脚踏车已走进每一个家庭。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第二个“十年翻一番”计划，要把1990年的约400元美金的收入，到2000年时再翻一番，希望能达到800至1000元美金。这就意味着中国同胞终将摆脱“吃不饱”的苦日子了。同学们，刚才我说的你们“运气”好的原因就在这里。想想中国过去几千年数不清的苦难日子，你们统统都给躲过去了。因为你们那时尚未出生，当然你们吃不到苦。当苦日子就要过去而甜日子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你们也准时的降生了。你们是多么的聪明呀！这不是你们的运气好是什么？果然第二个“翻一番计划”又按时完成.因为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比如沿海各省经济发展特别迅速，那里的人民生活也很大地提高了。而今他们的“三大件”变为汽车、楼房和旅游了。中国过去这二十年的经济如此持久而快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钦佩，但是，中国仍然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这1000元美金的平均年收入，排名仍在数十名上下，可见建国的工作是如何的艰巨！
邓小平逝世以后，世界进入了二十一新世纪，中国新一代的领导班子提出了更令人振奋的新计划，那就是“开发大西北”和“二十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要进一步把2000年的人均收入约1000元美金，至2020年时连翻两番，达到约4000元美金，这样中国同胞就可过上全面的小康生活了。根据统计，如果全国每年每人的平均产值能以7.2％的速度递增，则十年定可翻上一番。现在自2000年开始的“二十年翻两番”的计划迄今已将四年了，去年，2003年的增长为9.1%，2001年和2002年的增长均在8%上下，从来没有低于7.2%的记录，看来，这个“二十年翻两番”的计划必能按时或提前完成。至于2020至2050年的三十年间是否能够继续连翻三番，现在尚难预料。如果届时真能连翻三番，那么到新中国庆祝百年大庆之时，全国人民的平均年收入可望高达三万两千元美金，约合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如果夫妇二人同时工作，则其一年的总收入可高达五十万元人民币。果真如此，中国将会富强甲天下，那时的中国如果不是人间天堂，又是什么？
好了，我的忆苦思甜的故事到此为止。为此我作了一副对联赠给大家:
忆从前日子，苦中有苦;
思未来生活，甜上加甜。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我个人的理想。我的理想很简单，只有一条，那就是我只希望能够再活45年就够了，一年也不必多。这样到2049年的十月一日新中国百年大庆时，那时我才120岁，我就可以亲自参加那个盛典，我就可以亲眼看见这个天堂一般的新中国的面貌。不过，实际上我是否真能活到120岁，看来颇成问题，不过虽然我活不到那个时候，而你们年轻人那时正是生龙活虎的好年华。啊！你们真的太好啦，请接受我对你们大家的真诚祝贺和羡慕吧！最后，别忘了我对大家的期望：要破除迷信，提倡科学和振兴中华。
谢谢大家，祝大家康乐进步！
2004年8月
老子出生地在鹿邑，这是谁也争不走的
潘又泉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尊为道教的鼻祖——道德天尊。是孔圣人的老师，是《世界百位名人录》中的重要一员，也是我们鹿邑县人的乡贤。他的唯一作品《道德经》，仅仅五千多字，却是一部含天覆地，震古灼今的伟大哲学著作，自春秋战国以来，解老、喻老、释老、注老著作不下千百种，并被国外翻译成多种文字，而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在中国,在东方、在全世界，老子的著作以及老子本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敬仰。举个例子，近来，一本新的《道德经》英译本出版权的拍卖，在美国竟有八家大的出版商为之争夺，最后被美国的哈泼公司以十三万美元买下。仅仅五千多字的版权，竟然卖到折合人民币一百多万元，一个字合二百多元人民币，这在世界上也许是最高记录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世界出版最多的书是基督教的《圣经》，其次，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道德经》是最能代表人类思想发展的、被称为人类思想里程碑的伟大著作。《道德经》不仅仅是哲学著作，而对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军事学、管理学、罗辑学、心理学、养生学、中医学、环卫学、以及其它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都有深刻而精辟的论述。老子哲学是我们中华民族主要的精神支柱之一。有人说：“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是以道家思想为哲学基础的、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历史，”所以受到古今中外的极大重视和推崇。每一提到老子我们这位伟大的乡贤，鹿邑人都有一种亲切感、光荣感。从宗教信仰角度来说，鹿邑人绝大多数都不是道教徒，但一遇到天灾人祸，兵燹匪患，都在内心默祷“老君爷保佑”，大到水旱战乱，小到个人的吉凶得失，都把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位伟大的乡贤身上，所以大家关心老子，是崇敬心情的自然流露。
人家为什么会给我们争老子，因为老子是道高德崇的千古名哲。简单地说，他太好了，值得争。为什么不争坏人呢？譬如秦桧、汪精卫，为什么没有人争呢？从这一点说，人家争也不是坏事，也不能一听说有人争就想骂人家，人家争也是想沾沾光吗？而且和我们争老子、争陈抟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早在明清时代，安徽的亳州、颖州就和我们争过，他们把老子陈抟说成是安徽人，《亳州志》、《凤阳府志》都有记载，不过他们没有争过去，后来他们不争了，他们自行纠正了。清光绪三年，《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六十《人物志隐逸》序上说，“今按宋陈抟为亳州真源人，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旧志收入颖州，与老子误同，兹并削之”，他们承认了错误，自行改正，书上也不这样写了，从此就不和我们争了。但这种错误的说法还时隐时现地流传着，如前几年，亳州的某些人搞过什么“陈抟千年祭”，还在亳州城南十九里陈营村盖了一片陈抟庙，有位亳州市的朋友还写了一篇陈抟里籍在亳州的文章，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也写过两篇文章，一是《陈抟里籍初探》发表在我们的会刊上，内容是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陈抟先生是鹿邑人，不容置疑。二是《陈抟故里再探》，这是对着四川的。四川大学有位叫胡昭曦的教授，他在四川学报上发表了一万多字的考证文章，考来考去，证明陈抟先生是四川崇龛人，我们的《再探》一文发表在《中州今古》上，我们提名道姓地说与胡昭曦教授商榷，希望他读了我们的文章有所表示，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他的意见，他可能也不争了，我们还准备写《陈抟故里三探》，这是专门对着亳州的，论战的对象是亳州市写文章的那位先生，后来在福州会议上我们相识了，他很主动，很和善，吃饭、住宿处处关照着我们，虽然是新相识，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一次我们表明陈抟是是鹿邑人，不是亳州人。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分歧，亳州市的那位先生说：“我们没有分歧，我那篇文章是奉命之作，不足为凭”。毕了，他不争了，于是《三探》至今也没有写，至于争老子，现在仍在进行中，不过已经接近尾声。谁和我们争老子呢？安徽省涡阳县，准确的说，涡阳县的某一些人，公开抛头露面的是扬光先生。
涡阳是个新县，始建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到现在才一百三十多年，他怎么想起来和我们争老子呢？一是前面说过，重修的《安徽通志》已经改正了错误，承认老子、陈抟都是鹿邑人，把书面的“误收”，“兹并削之”了，但时隐时现在流传着。二是我们涡河流域一带是平原，地上无山，地下无矿，没什么资源，但我们这里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一部分，有着深厚的文化资源，赶上这个改革开放的好年代，许多地方在开发文化资源上还颇有成效，如曲阜开发孔子，邹县开发孟子，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收到了万商云集的效果，涡阳县没有什么“子”可以开发，后经人一提，就把目标对准老子了，经谁一提呢？经马炳文。马炳文先生是涡阳人，现在台湾，他自己说他是台北中华道教学院的教授，1990年6月，他到鹿邑来过，张景志会长和我陪他参观过太清宫、老君台。他回台之后来信说：“能来老子诞生地朝拜始祖，一生光荣”。1990年7月28日马炳文先生又来信说：“……老君台、太清宫之现有建筑，年久荒芜，意欲发起募捐修护，未悉修护费需款若干……复函寄台北市卧龙街274号道教会馆转交弟收”，我们当即给他写了相应的回信。此后，这位马先生就以“重建老子故里”的名义开始了募捐活动，在不长的时间里，竟收到一百多万美元，钱一多，他生心了，1990年11月17日又来一封信，内容大致说，经他考察、对比，老子生在涡阳的“根据”比鹿邑“还多”，并说“至于扩大，复兴圣迹，在涡阳境内者，涡阳父老及海外乡友拟于明春加以策划进行，在鹿邑境内者欣闻鹿邑父老亦有此举”等。说明白了就是他募捐的钱要花在涡阳了。一百多万美元，确实是个大数目，经这位马先生一提，涡阳的某些人热起来了，他们公然成立了“重建老子故里委员会”，并以杨光的名义，在1992年一年之内抛出两篇文章，一是《老子生地考辩》，发表在《阜阳师院学报》上，另一篇《老子生地新证》发表在1992年5月30日的安徽《文化周报》上，并在安徽省的其它宣传媒介上发消息、造舆论，自吹是：“揭开千古之谜”，硬说“老子故里非涡莫属”。杨光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尽是一些不值一驳的驴头不对马嘴的胡扯八诌，也不怕人家笑话。例如他说老子故里不在鹿邑而在涡阳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水经注》上说：苦县（鹿邑）在涡水之北，老子生地和洞霄宫都在涡河之北，事实上现在的鹿邑县和洞霄宫都在涡河之南，而涡阳的天静宫却在涡河之北，可见天静宫就是老子的圣地了。”按《水经注》是我国古代有关地理的名著，可信。它是北魏郦道元之作，书中记述的是北魏和北魏以前的地理情况，当时的鹿邑城和太清宫确实在涡河之北。后来，在元代，经亳州太守张柔用人工把绕在鹿邑县城南的一段淤塞的河道捏直了，涡河从太康流入鹿邑县西北境，直至亳州，从此鹿邑城、太清宫等就从涡水之北变成现在的涡水之南了。《吕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述，杨光先生连这点历史常识都没有，竟然写什么《考辩》、《新证》，正象北京的东方哲学研究中心的刘琢玉先生看过杨光的文章之后所说的五个字“开国际玩笑”！不是吗？老子不仅是我县的乡贤，我国古代的先哲，也是世界百位名人之一。少数几个人，想叫他诞生在哪里他就得诞生在哪里，这能办得了吗？对此，我们本来要写文章的逐条驳斥的，后来，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写了一些但没有公开发表。我们想遵照老子所说“为而不争”去做，通过我们的“为”，达到“不争而善胜”的目的。但是，海内外许多研究老子的专家学者和道教界的著名人士不愿意了，1994年一年之内，我们收到了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洁先生的《老子故里考辩兼驳老子故里涡阳说》、原河南省博物馆长韩绍诗先生的《关于老子故里在涡阳论断质疑》、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李士瀓先生的《也谈老子诞生地》、亳州市博物馆名誉馆长、副研究员李灿先生的《厉（赖）乡考》、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崔大华先生的《关于老子故里的问题》、周口地区文化局王继斌先生的《老子生地不容置疑（老子生地新证）一文读后》、还有宋平先生的《老子故里在鹿邑而不在他处》、李岚田先生的《老子故里考》、以及台湾道教界的一些朋友的论述等等。这些文章大都论述旁征博引，考证翔实，有理有据，温文敦厚，不仅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而且公正平和，不得不使人心服口服，即使杨光等人看了，也不得不在脸红心跳、张口结舌的同时，五体投地，心悦诚服，不然杨光先生为什么近来不“新证 ”“考辩”了呢？
前些时，我给安徽省建设厅去了一封信，因为据说涡阳县竟然以“老子故里”的名义向有关领导申请“历史名城”的称号了，为避免造成误会，闹出笑话，将来会造成有审批权的 领导机关无法挽回这一尴尬的局面，我向他 们扼要 陈述了 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法概括起来只有两句话：一、老子的出生地在鹿邑县，二、老子的出生地不在涡阳县，分别简述如下：
鹿邑县这个地方商代称“厉”（厉、赖、濑同义），春秋时称苦县，辖厉乡。战国和秦代仍之。新莽改苦县为赖陵。东汉仍称苦县。东晋时苦县改称父阳。北魏改父阳为谷阳。唐初（公元690年）改谷阳为真源，载初时改称仙源，神龙时（唐，公元705年）复称真源。北宋改真源为卫真。从元代至今称鹿邑，仍辖厉乡。厉乡就是现在的太清宫镇，这是鹿邑县名沿革的大致情况，鹿邑县在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归毫州管辖，因为有些史料会涉及到鹿邑县古时的名称和归属，故简要说明如上。
一、老子出生地在鹿邑县太清宫镇的有关资料：
1、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2、东汉边韶《老子铭》说：“老子姓李，字伯阳，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
3、郦道元《水经注》中说：“老子，楚相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在赖乡之东”。
4、晋《太康地记》说：“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
5、《括地志》说：“苦县在毫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
6、《后汉书.桓帝本纪》说：“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同年十一月“使管霸之苦县，祠老子”。
7、隋，薛道衡作 《老君堂颂》有句云：“赖乡旧里，涡川遗迹……九井生桐，双碑碎石”。
8、唐高祖李渊以老子为始祖，以老君庙为祖庙。太宗贞观六年，敕修太上老君庙于亳州。（即鹿邑县老君庙）
9、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巳未，次亳州，幸老子庙”。
10、武则天光宅元年，追封老子母为“先天太后”，并于太清宫北，建洞霄官。（旧址犹在，俗称后宫）
11、唐玄宗李隆基为《道德经》作注，并“御书镌立道德经注碑”。此碑现在鹿邑太清宫太极殿山门外路南。碑文见光绪版《鹿邑县志》。
12、宋代的真宗、徽宗两位皇帝都亲临鹿邑朝拜老子（见《宋史》）。真宗赵恒在大中祥符七年，还建立了“御制御书并篆额”的“先天太后之赞碑”。该碑现在仍屹立在洞霄宫东南隅，字迹清晰，保存完好。
13、金代的“续修太清宫碑记”，现仍立在太极殿山门外路西。
14、元代的“令旨碑” 、“执照碑”，嵌在太极殿前墙上，清晰完整。
15、元揭溪斯《老君赞碑》在太极殿前，赞文中有“太清宫，老子始生之地也”。
16、《太元太清宫应缘扶教肇玄崇道真君道行碑》，在太清宫西北 ，中有云：“老子生毫，亳太清宫即其处。”
明清以至民国，碑碣更多 ，不再罗列。仅从以上举例 ，就包括了两汉、晋、隋、唐、宋、金、元各个时代的史证。从目前流行的通俗辞书上随手翻翻，就可以看到。
17、《古今图书集成》鹿邑县条：“濑乡城，在县东十里与谷阳城相邻，老子宅也”。
18、《中国名胜词典》：“太清宫，在河南鹿邑县东五公里，原为楚国苦县，道教主老子故里”。
19、《辞源》“老子，春秋时思想家……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
20、《中国人名大辞典》390页：“李耳，周，楚之苦县人”。
21、《金莲正宗仙源像传》：“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苦县濑乡曲仁里人也”。
22、《精编二十六史》：“老子者，即太上老君也……降于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
23、《辞海》2515页：“老子，即为老聃，春秋战国时，楚苦县人”。
24、《中国大百科全书》：“太清宫，道教宫观，在河南鹿邑县城东，其地名苦县厉乡曲仁里”。
25.《宗教词典》：“老子，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
26.《道德经百喻经俗释》：“李聃名耳，春秋时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今河南鹿邑县）”。
27.在太清宫太极殿前有古柏两株，经鉴定，系唐代所植。
28.在太极殿西有赖乡沟和“老子出生地”石碑。
29.鹿邑城内有“老君台”，也称“升仙台”，高约十米，顶端广约七百米，有山门、大殿、配殿，大殿中有老子塑像，殿周围有唐代松柏七株，唐天宝年以前所建。
30.老君台前有牌坊和两块古碑，一是“老子故里”碑，一是“孔子问礼处”碑。
以上是老子出生地在鹿邑县太清宫镇的部分资料举例。下面是我们第二句话的几点说明：
二、老子出生地不在涡阳县。
1.涡阳县有过“天静宫”，但不是“太清宫”，也不是什么“中太清宫”。涡阳人有钱修庙，重修天静宫，那是涡阳人的事。但是，重修有个原则，即“修旧如旧”，起码在名称上是如此。重修“天静宫”仍应叫做“天静宫”，不应叫做“太清宫”，要叫太清宫也可以，那应叫新建太清宫，而不是重修了。
2.说天静宫是老子所生之地，以前就有过。《大明一统志》说过：“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 老子所生之地也，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太清一统志．颖州府》说的更具体：“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安镇……相传老子生于此”。仅此两说，即使是“相传”吧，也可作为涡阳说的历史根据了，可惜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很早以前就由安徽省自已改正了，重修安徽省志时就明文改正。《重修安徽省通志》卷260页中有两段记载：
①陈抟为亳州真源人，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旧志收入颖州，与老子误同，兹并削之。
②“太清宫在毫州西四十五里，老子所妊之地，基地犹存”。
我们很佩服《重修安徽省通志》这种知错即改的态度。您看，他们发现把老子和陈抟误收到安徽省了，就“兹并削之”，即一齐删掉，不再写进安徽通志里了。不仅如此，还指明老子所妊之地（即出生地）在亳州西四十五里的太清宫，而且指出“基地犹存”。虽然这是前人作的，仅此一点，就堪称为“秉笔直书”。比现在的某些极少数人要公正的多了。当然，现在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很公正的，仅我们收到的论证老子出生地在鹿邑而不在涡阳的论文，就有许多篇。还有当代的研究《老子》的专家学者，如张岱年、任继愈、胡孚深诸教授也都明白表示：老子的出生地在河南省鹿邑县。研究老庄哲学的专家陈鼓应教授说的更干脆，他说：“不承认老子是鹿邑人，那是外行”！还有我们的邻县亳州市的说法更为具体。以前的《亳州志》说：“太清宫在（毫州）城西四十五里，今属鹿邑，老子所生之地。”现在的《亳州志》怎么说呢？1991年“新华社合肥五月十日电”，报道亳州决定举行世界老子学术研讨会的消息称：“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又称老聃……其家乡在与亳州市毗邻的今河南省鹿邑县”，这是多么明白、具体的说明呀，这还用“考辩”吗？
3.说涡阳是老子故里，还有一个所谓“证据”，就是元代翰林张起岩撰文的“天静宫兴造碑”。张起岩在碑文的第二段说“……天静宫道士牛志春，涉河而来，致提点刘道广之词日：‘天静宫，老子所生之地也’。我师徒经营三纪，视他所为雄丽，惟是文诸石以纪其成者尚缺，敢请志之。志春，余华不注里人，跋涉千里者再，嘉其勤，不容辞”。这一段话意思很明白，张起岩作这通碑记是人情难却，无法推辞。一者，道士牛志春与张起岩同是华不注里（今山东济南一带）人，乡里情深。二者，牛志春两次千里跋涉，求张起岩作记，盛情难却。至于指天静宫为“老君所生之地”，张起岩直说是道士牛志春转述天静宫提点刘道广的话，而张起岩只是转述而已。“盖天静宫作为老子所诞之地，于文献无据，只有时人刘道广一语，何以服天下？作伪之迹，可谓昭然”。（见《老学新探》449页）
4.说涡阳是老子故里的还是杨光，方庄、李谷鸣三位先生，他们都提出过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子出生地在涡阳而不在鹿邑。那就是鹿邑的太清宫在涡河南岸，而《水经注》上说太清宫在涡河北面与《水经注》上说的“涡水处其阳”不符，因此就断言“老子生地非涡阳莫属”。可惜这三位先生都不知道涡河改道这一事实。据史志记载：“涡水故道自经黄河冲决，谷岸变迁，惟城东二十里处尚循故道，……以至相城南者淤塞已久，非复旧迹。至元初，张柔守亳州，于今城北四里，开东西直河，上下通涡，以便馈饷……迳洞霄宫北”。原来的太清官在涡河北岸，经张柔开东西直河，把河道北移四里，太清宫就自然座落在涡河南岸了，杨、方、李三先生只要翻一翻志书，就能一目了然。如果查一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可更直观地看出元代以前，涡河流经太清宫之南，与《水经注》所说的“涡水处其阳”完全吻合；元代以后，涡水就由太清宫北面东入亳州了。所以，他三人的最“有力的根据”，实际上是缺乏常识而又不认真“考辨”的错误论断，是不值一驳的。
5、杨、方、李三先生都提到过的又一个“力证”，是说天静宫东面二公里处有一座“尹喜墓”，俗称“尹孤堆”。杨先生说，这是“尹喜不忘师恩，后遂来到老子故里定居，死后即葬于此”。李先生说：“尹喜怀念师恩，晚年到了老子故里定居，死后即葬于此”。方先生说：“不是不忘师恩”，而是“可能受到老聃之托，回到老子故里，死后葬于此”。这三位先生分别提出的这一“力证”的根据是什么？没有。不仅文史资料上没有，连个“相传”、“据传”的说法也没有。只有一个“尹孤堆”，这是望物生义的揣测之辞。我们这一带，即涡河流域，古代遗留下来的孤堆太多了，“张孤堆”、“李孤堆”、“龟孤堆”、“宝孤堆”等等，大多属于汉墓，无史可查，“尹孤堆”就是“尹孤堆”，不是什么“尹喜墓”。因为尹喜墓在陕西的楼观台，和老子墓相距很近，墓前有碑为证。您能去看一看，就知道杨、方、李三先生所提出的“力证”只是想当然的瞎编而已。
6、为了证明涡阳县是老子的出生地，涡阳公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小结》。这个《小结》说明了什么呢？
《小结》是1992年21日，由刘观民、邵望平两位研究员所作的考察结论。这应该说是现代的权威结论，内容共分三条，第一条首先说明他们是应涡阳之邀，来对境内古遗址，特别是天静宫遗址进行考察的。接着说明了考察的情况。一百多字的说明连一个有关老子故里的字样都没有。这说明刘，邵二研究员的态度是正确的、负责的，没有就是没有，无任何牵强附会之说。第二条说：“汉晋以来的史籍碑刻资料”如何如何，“史籍碑刻”是现成的资料，用不着到现场考察。第三条是建议。这个小结只说明一个问题：天静宫遗址与老子生地无任何关系，仅仅如此罢了。
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工作小结》，这是涡阳县发表的又一个考证文件。
以杨立新等五位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的人员，配合涡阳县文管所及筹委会五位同志，还有三位文化局长“并肩工作”，加上公安局、闸北镇和郑店村民工的大力支持，历时五十八天，揭露面积3700平方米。这次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的四、五千字的《工作小结》，又说明了什么呢？只是说明天静宫一带过去确实有过许多建筑，仅此而已，只字未提有关老子出生地的任何证据。虽然《小结》也提到“自汉晋以来，这里就有建筑活动，与老子建祠的年代大体吻合”和“‘敕撰’、‘混元降口’字碑刻铭文，反映了古代天静宫曾在全国道观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的字样。那么，仅此两点，就能证明这里是老子出生地吗？果如此，“与有关老子建祠的记载年代大体吻合”的建筑物可就多了，“在全国道观中居于重要地位”的道观也多了，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老子出生地，那么，老子出生地就数不胜数了，事实能会如此吗？还有一句考古工作者不应该说的话，就是在“价值与意义”第三段中的“众所周知，天静宫遗址是中国伟大思想家老子出生地”等等，是“从所周知”吗？众所周知的老子出生地，在河南鹿邑县。涡阳说，他们发现天静宫为老子生地是“揭开千古之谜”，是众所不知的“新发现”和 “新证”，《小结》说“众所周知”不就言之无据了吗？不过，我们对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们还是较为赞赏的。一是他们在严寒的冬天，连续工作近两个月，实则辛苦；二是《小结》始终说的是“天静宫”，这比涡阳某些人硬说天静宫是什么“中太清宫”客观多了；三是没有发掘出与老子生地有关的证据，就一字未写，这比有些人的牵强附会、胡编乱造好多了。有一句话，我们和这个《小结》是一致的，虽然《小结》没有直接也不愿直接说出来，那就是通过发掘考证，没有一件东西能证明涡阳县、天静宫是老子的出生地。
老子出生地在涡阳地的说法，根本无据可查。仅用一些神话、传说、据传和牵强附会的杜撰，是无法站住脚的，至多只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段笑柄。
事实胜于雄辩!现在,安徽省的态度改变了，老子不是安徽的名人了，自然也就不是涡阳县的名人了，所以开始我说的涡阳与我们争老子之事，已接近尾声了。
上面说过了，我们是“为而不争”，以期达到“不争而善胜”的目的。我们有哪些作“为”了呢？我们要把有关老子的事情办好，这就是我们的“为”。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举办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纪念会，省、地领导于友先、王明义等都亲临大会。94年举行了国际性会议，日本的、韩国的澳大利亚的、台湾的朋友参加大会，连中外驰名的老学专家陈鼓应教授和80多岁的老专家吉林大学教授张松如先生都亲临我们的大会，陈鼓应先生还为我们主持了一场大会学术交流。我们出版了论文集《老子故里话老子》一、二、三集，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四至十一集.我们重建了众妙之门牌坊，新建了陈亭，还有老子纪念塔已初步建成，陈抟公园的工程、太清宫、老君台,文物景点的开发建设正在进行中.2002年太清宫、老君台被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1月11日,老子纪念邮票首发式在鹿邑隆重举行;2004年9月由中国道教协会筹拍的《道祖老子》电视系列片在鹿邑举行开机仪式,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会长的闵智廷先生亲临鹿邑参加活动;2005年1月原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为老子故里鹿邑亲笔题词.我们还应邀参加了安阳的、福州的、连云港的、孟县的、苏州的有关学术会议，写了有关《道德经》研究的文章，出版了《老学新探》、《鹿邑历史名胜》、《老子考索》、《道德经刻译》、《老子传》、《老子传说》等十来本专著。还拍摄了《睡仙陈抟》、《李氏春秋》等电视剧。广交了除西藏以外，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广大老学专家，还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和我们建立了联系，有的还担任了我们学会的名誉职务，弘扬了老学文化，扩大了影响，提高了鹿邑县的知名度.
我们要办的事情还多得很呐！我们要“为”，就是要有所作为，只要我们把应做的事情办好了，我们的“老君爷”是任何别的地方的人也争不走的，永远也争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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